我是耶鲁新鲜人

       在大学校园生活了大半年，我所注意的不光是当时令我流连忘返的钟楼拱门、雕塑小径，大学对于我来说，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是那些课程、那些分数、那些排名榜的名次，而是它的“人”——学生、教授、管理人员。这一部分对我的大学生活影响最为深远，一所真正的好大学并非只有历史，它每一分钟都生活在“现在”。
       当我还是一个高中十一年级学生，正处于盘算是申请耶鲁还是申请别的大学的日子，专门到图书馆找了好几 本关于大学的指南，如饥似渴地读。数据是掌握了不少，什么耶鲁在全美排名第三（一九九七年排名第一）呀，录取率是多少呀，新生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平均成绩多少分呀，宿舍情况如何呀，等等。自然还有各种杰出校友的资讯：美国最近两任总统都是耶鲁大学校友，乔治·布什是耶鲁著名的秘密团体“骷髅和骨头”的一员。现任总统克林顿与他的夫人希拉里就是在耶鲁的图书馆里认识的。著名影星朱迪·福斯特，《时代》周刊的著名专栏作家凯文·翠林都是耶鲁人……也随父母造访了一些大学。前年秋天耶鲁大学的“开放日”，我和父母驱车数小时去了一趟。校园中金黄暗红的落叶遍地，阳光斜照那些黄褐色巨石建成的古色古香的巍峨建筑物。十七岁的我深深地被耶鲁的美丽和庄严，以及夕阳西下时站在校园中央向四周环视时那种凝重的历史感所吸引。
好大学每一分钟都活在现在
       现在，我是耶鲁大学的“新鲜人”（Freshan）——这个通常用来称呼一年级新生的词儿，透出一股朝气。在耶鲁上了大半年的学，才恍然悟出那时对耶鲁了解是多么肤浅。天天生活在这环境中，尽管我所注意的不光是当时令我流连忘返的钟楼拱门、雕塑小径，我有时下课时，听到悠扬钟声在校园上空回荡，也仍然感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寥远意境。我现在所认识的耶鲁是鲜活生动的，它有时喧闹，有时恬静，有时严肃，有时滑稽。它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是那些课程、那些分数、那些排名榜的名次，而是它的“人”——学生、教授、管理人员。这一部分对我的大学生活影响最为深远，但这一部分，恰恰都是那些大学指南反映不出来的。一所真正的好大学并非只有历史，它每一分钟都生活在“现在”，这些“现在”，对我的大学经历影响最为深远，却从大学介绍材料中、书本中读不到。
       的确是这样。我们新生一入学，各自的住宿学院就派了高年级学生来给我们当顾问，在学习上、生活上照顾我们，又在学院里组织了各种社交活动。我的“顾问”是一位四年级名叫燕妮的女生，长得非常清秀，英语系的，是女生橄榄球队的队长。她学习成绩好，大三时还去过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对留学的步骤知道得非常清楚，鼓励我们也去留学。在选课上她对我的帮助并不大，可是我每次见到她，她脸上都挂着甜美的微笑，让我相信一有难题就可以去找她，令我感到心里踏实。
       每个学院都有一个学监和一个院长，都住在学院住宅里，前者管学生的学习，后者管学生的生活，让我们在 为自己是耶鲁学生而自豪的同时，也为自己是这个住宿学院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住宅学院风格各异，设备不同。有的学院如摩尔斯（morse）大而现代化，建筑据说没有一个直角；还有的，如我所在的卡尔洪（Calhon）则像小巧玲珑的园林。所有的学院都有自己的食堂、电视房、钢琴室、健身房和图书馆。但许多学院有自己的特殊之处：卡尔洪据说有一个桑拿浴室 （尽管我到现在都没见识过），而伯克利（Berkeley）则有错综复杂的地下通道。
       一进学校，新生们就被打上了他们学院的烙印，刚相识的人最常问的一句话是：“你是哪个学院的？”
校规与教规的冲突
       不过，最近耶鲁的“住宿学院制”受到质疑。五名保守犹太教派的新生在今年年初联名起诉耶鲁校方，要求同意他们住在校外。这是违反校规的。这五名学生声称他们的宗教不允许他们住在“充斥着性、酗酒、毒品和异性的校内”。而校方则声明“住宿学院制”是耶鲁最重要的一个制度，是耶鲁学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校方说：大学的教育绝不只限于课堂上，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所受到的教育往往对一个人的影响比书本大得多。如果这些学生不愿意住在学校，就等于他们不愿意经历耶鲁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章，那还不如干脆转学算了。
       耶鲁作为学校给自己的学生定校规的权利，与学生们作为美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到底哪个更优先？这个问题在学生中也引起激烈争执。到现在为止，似乎支持校方的学生远比支持犹太教学生们的要多。许多学生认为这些犹太教学生无理取闹，或认为他们受了沽名钓誉者的利用，对他们不以为然。《耶鲁每日新闻报》的调查表明绝大部分的学生都站在校方一边，显示出他们对“住宿学院制”的忠诚。
       不过，保守犹太教派的学生在耶鲁人数相当多，势力也很大，他们从华盛顿雇来最好的律师。律师指出，耶 鲁的校规自相矛盾：规定新生一律住在校内，可是却把二十一岁以上的人和已婚的人除外。他们反问，为什么有宗教原因的就不行呢？校方则表示如果犹太教学生起诉的话，他们愿意奉陪到底。这场案子，看来会越闹越大，甚至可能进最高法院。
       坦白地说，我是耶鲁“住宿学院制”的一个衷心拥护者。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大部分认识的人，都是卡尔洪学 院的。耶鲁这一制度，让我这个新生在有洋洋五千人的大学校里不至于彷徨，相反倒很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指导研究”——“指导自杀”？ 　　
       “指导研究”（Directed Studies）这个耶鲁为新生开设的项目，我上耶鲁以前就听说过。我在十一年级暑假一个全美学术夏令营认识的一个同伴，上了耶鲁后考入了这个项目，隔三差五地写电子邮件给我，有时炫耀在课上读的名著，有时抱怨功课太忙。我被耶鲁录取后也报考了这个项目，居然被录取了。
       “指导研究”在耶鲁历史悠久，也是在美国高等院校中有名的项目之一。每年申请的学生有几百名，从中选出一百二十名。参加此项目的学生在一年级的必修课程是：一门文学，一门历史与政治，一门哲学。三门课都是分成研究课式的小班，各由一名教授来教。每星期一节讲课，两节讨论，学习内容按时间顺序，纵览西方文明从古希腊以来两千多年中重要思想家的著作。因为这些课给学生的阅读量大，而且每个星期五需要交一篇论文，学生给它起了个外号，叫“指导自杀”。
       “指导自杀”听起来吓人，不过我学起来还是蛮津津有味的。第一学期主要是学古希腊、罗马著作，文学课里读荷马、维吉尔、阿维德、萨福的诗歌，哲学课则全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课主要还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过也读了罗马的政治历史学家西塞罗、泰塞提斯等。阅读量确实大得惊人，在学期初买书时一张桌子几乎都摆不下。“每个星期要交一篇论文”听起来也很吓人，但教授和蔼可亲，而且要求和题目都说得非常明确，还允许学生遇到困难或疑问到办公室谈谈。这下我心宽了许多，多写几次也得心应手了。每到星期四，在别的学生都松了一口气开始为周末娱乐活动作准备时，只见一群睡眼惺忪的“指导研究”的学生还在电脑房里握着咖啡杯彻夜苦干。规定星期五上午十一点必须把论文交到教授的信箱里去，有的学生一直拼到十点五十分才大功告成——我也有一次是这样。
结成一个亲密集体
       在上了七个多月的“指导研究”以后，我对这个项目越来越着迷。它的内容正合我口味。钻研亚里士多德， 饭桌上和朋友的话题全是关于他写的《物理》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文体庞杂，艰涩难懂，而我们则为每一点自以为是的理解和发现由衷兴奋。我们也曾为文学课上老师的某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指导研究”的模式也非常理想，我喜欢这种小的“研究课”，班上大家都认识，教授则有机会给所有学生作个别辅导。在学期末了，我们的哲学教授还把所有的弟子请到家里去，真正见识他那一学期都在课堂上津津乐道的小女儿和黑猫。
       最主要的，我喜欢“指导研究”是因为这个项目里的学生是一个亲密群体。上的课都相同，我们的知识面大致相同，在一起时永远有话题可谈，一开始就为我们的友谊打好了基础。的确，我在耶鲁最要好的朋友都是“指导研究”的“难友”们，在一起议论哪个老师性格古怪，或是哪段文章文笔精彩，都能心领神会。这也曾遭到一些非“指导研究”学生的指责，说这个项目鼓励参加的学生们心高气傲，自以为非常聪明，目中无人，只愿与“自己人”交往，抱成小团不理会别人。这种指责确实不无道理。不过，在我看来，在校园里，背景相同，理想一致的人组成小团体是难免的。
采访一位著名摄影家
       我参加了耶鲁校报工作。有一次，我接受任务去采访一位“耶鲁贵宾”——美国著名摄影家罗勃特·弗兰克。以前我对摄影这一行一无所知，对弗兰克的大名也从未知悉。编辑简单介绍说，弗兰克先生这次到耶鲁来举行讲座，播放他拍的新影片，还要演讲，机会特别难得（因为他近年来很少作公众露面），所以编辑派我去记录他这次讲座的内容。讲座是晚上七点钟开始，我想，七点到那儿，拿录音机和笔记下来不就行了？
       不料到了会场外大吃一惊：大门紧闭，门外挤着二三十个人。上去问了问才知道礼堂里面已经坐满，有规定那礼堂不得容纳多于二○四人，否则万一发生火灾会出危险。耶鲁这方面规定执行得相当严格，门内警卫一点也不通融。我挤上前去说我是“记者”，他们也摇头说不行。这时门外已经聚了六七十个人，大都是学生，一脸失望，怨声载道，说是摄影课教授要他们来的，这下完了，作业完不成了。我这下才知道弗兰克先生这么走红，我的采访任务算是完了！
       但看着四周拥挤的人，我灵机一动：这也是个不错的新闻嘛——来访的摄影家弗兰克先生如此受欢迎，以致七八十个摄影系学生在寒冷中被铁面无私的警卫拒之门外——这是个很好的角度！我拿出小录音机，开始采访四周的学生。他们大部分都是教授命令来听课的研究生，我问他们：为什么来，有什么期待，对弗兰克以前印象如何，现在心情怎样，等等。采访了七八人，感觉不错。这时感到无望的人群已经开始散了。我想，“干脆再等一会儿，等讲座完了听众出来再采访几个人，作个门里门外的对比”，就在门外等啊等啊。
       忽然我看见罗勃特·弗兰克先生本人从里面来到了门厅！——我其实并不认识他，但旁边有一个艺术系学生 以前听过他在纽约举行的讲座，认出他来。我马上向他挥手，弗兰克也挥手回应，并且报以笑容。我得到鼓励，便又打手势叫他过来。弗兰克还真的到了门边，推开从里面反锁的门出来了——警卫也不好拦他，又不便锁门，只好很尴尬地扶着门站着。我开口就说：“久慕您的大名（其实我是当天晚上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因此非常失望没能进去听您讲话。”弗兰克——他是个头发花白、体态稍胖、戴着眼镜、非常温和的老 头——点点头，说：“是啊，我也很希望学生们个个能进来，但他们（他指指警卫）不让。”我告诉他早些时候有七八十个学生都挤在外面，又问他这次来播放的影片内容是什么，与他“以往的风格”有什么不同（其实我哪里知道他“以往的风格”是什么），然后又问他对他自己的摄影艺术是什么看法，把我刚才和那帮摄影系学生交谈学来的一套现炒现卖。与他谈了二十来分钟，他说他该回去了，我诚惶诚恐地感谢他，与他握手道别。
       没想到五分钟之后，里面有一对夫妇出来，有了空位子，我因此得以进场，看了他电影的后半部分，又听了学生们向他提问。讲座结束以后，我又采访了几个学生，问他们对这次讲座的看法，还意外地采访到了研究生院摄影系主任，即主办这次讲座的教授。多少可遇不可求的好机会我都碰到了，真是功德圆满，我当天晚上一蹴而就，编辑非常满意！
“捉弄你的室友”舞会
       耶鲁的新生们在社交上最盛大的一件事，恐怕是一年一度“捉弄你的室友”舞会（Screw-Yor-Rooate Dance）。这舞会的规定十分有趣：舞伴不能由你本人来找，而得由你的室友来替你物色。挑好人之后，也不能直接跟他说，而要与对方的室友一起密谋安排，怎样让你们这两个蒙在鼓里的人见面。见面的方式也要别出心裁：通常是规定各种暗号或是手里拿着某种信物，等等。如果你有个调皮捣蛋的室友，恐怕就会绞尽脑汁趁机让你做出各种尴尬的事情。因此，舞会最好玩之处不是舞会本身，而是舞会前几个星期紧张的策划和准备。
       十分不巧，我的室友，一个华人女孩，预计在舞会那天去纽约和高中朋友聚会，因此不能参加舞会。我无法 挖空心思给她找到舞伴和设计见面方式，不禁大为扫兴。但她却忠实履行职责，给我找好舞伴。我对她给我找的舞伴非常好奇，想方设法从她嘴里套话。可是她嘴很严，坚决不肯告诉我，只是说我一定会喜欢她的选择。她让我在舞会当晚九点全身黑衣在楼下小院子“寻寻觅觅”，那时院子里某处声音最大的男生就是我的舞伴。
       时间到了，我全身黑色站在院中，就听见从宿舍屋顶上传来声嘶力竭的读诗声——不是我那舞伴会是谁？我 顾不得听诗，连忙冲进门去找登屋顶的楼梯，忙乱之中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我的舞伴——一个在平时我们互相颇有好感的男生——正在上面西装革履地拿着一本《聂鲁达情诗选》煞有介事地大念特念呢。因为我找不到楼梯晚到了一会儿，他在上面把那首《女人的身体》念了足足有二十遍：“女人的身体，雪白的大腿，雪白的脚。我农夫的手挖掘着你……”而楼下早已聚集了一群“听众”，大声地取笑他——“女人的什么？雪白的什么？——听不见！大点声！”我总算来了，他喉咙也哑了。我们两个人笑成一团。
       我们在傍晚的校园中走到舞会地点，沿路只见一个个做着各种奇怪动作，说着各种奇怪话语，拿着各种奇怪 物品的人四处张望，等着被人“认领”。一个男生在一栋宿舍楼前弹着吉他，五音不全地唱歌，楼上的窗户里有五六个女生伸出头来开怀大笑；另一个在邮局前面单脚站着，手里挥舞着一条粉红色的内裤；还有一个女生被蒙着眼睛在校园里乱转，大声呼唤着“马可！”，非要等她的舞伴——一个在校园另一边也被蒙着眼睛的男生——大叫“波罗！”回答她为止。那些已经找到了舞伴的学生们，正成双成对、有说有笑地走到了会场。灯影乐声中的那个晚上，一定会长久地铭记在大家的心里。
       说不定你会选中耶鲁？当你成为耶鲁新鲜人时，来迎接你、帮你搬行李的学兄学姊中，一定就有我。男生个个英俊挺拔，女生个个娇艳动人。